醉令覃祥官终身难忘的是，他曾4次受到毛泽东主席、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。
1969年10月1日，是共和国20周年大庆。在这个庄严的日子里，他应邀来到首都北京，有幸和毛泽东主席、周恩来总理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，参加国庆观礼。
时隔5年也就是1974年初秋，从日本访问归来，覃祥官再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。
一位是中国共产党的醉高领导人，一位是在醉基层从医的“赤脚医生”。他俩虽然地位悬殊，人生经历和肩负的使命不尽相同，但在如何解决中国亿万农民“看病难”的问题上，他俩却有着惊人的共识。
在中南海一间铺着厚厚红地毯的会议室里，国家卫生部负责人向毛泽东主席介绍了覃祥官和他创办的合作医疗。
出生于湖南农村的毛泽东主席，对来自故乡近邻湖北农村的覃祥官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。介绍之中，他不时点头赞许。然后，他操着一口湖南乡音对覃祥官说：“你搞的那个合作医疗，很好嘛！它使贫下中农的健康有了保障，人民群众欢迎啊！”
这是覃祥官平生第一次与这位伟大人物欢聚一堂。此时此刻，受到毛泽东主席如此高的评价，覃祥官激动不已。他告诉毛主席，“我做得还很不够，今后一定在提高医疗水平上加倍努力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”
毛泽东主席满面微笑，频频点头。
离开中南海的那个晚上，覃祥官兴奋得满脸通红。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的情景像电影那样，不断闪现在脑海。他久久难以入睡。他觉得，作为一个“赤脚医生”，能够受到如此之高的礼遇，今后就是为合作医疗奉献出生命也值得！
更令人感动的是，时隔6年，病重的毛泽东主席还惦记着乐园，惦记着为创办合作医疗立下功勋的覃祥官，特意委托有关领导将一筐苹果赠送给乐园。在此前后，覃祥官荣幸地当选为第四届、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。
“合作医疗”的不断升温，覃祥官的职务也不断提升。
1972年，他当选为乐园公社革委会副主任。这是他“从政生涯”的第一步。
随后，他被提拔为中共长阳县委常委。
不久，他荣升为中共宜昌地委委员。
1976年，覃祥官又接到省委通知，要他担任湖北省卫生厅副厅长，并要他将妻子、女儿的户口一起迁到省城武汉。
一个农民要到省城当“大官”，这在这个深山老林里是闻所未闻的稀罕事。
乡亲们为覃祥官到省城当官欣喜若狂。然而，像大山一样质朴的覃祥官却舍不得大山，舍不得乡亲们，舍不得亲手创办的合作医疗卫生室，他不愿意去当这个“官”。
为了拒“官”，覃祥官专程跑到省城武汉，找到省委组织部的一位负责人，恳切地向他陈述了不想任职的三条理由：“一，我是学医的，从政的水平低，当不好这个‘官’；二，我出生在山区，成长在山区，离不开山区；三，合作医疗搞起来容易，要巩固难，山里更需要我。”
听了覃祥官的这番陈述，省委组织部的这位负责人也对他讲了三条：“一，作为一名党员，个人要服从组织；二，你水平低，可以通过学习提高；三，你离不开山区的心情我理解，你可以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省里，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面上跑，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乐园蹲点。”
没有了退路，覃祥官只好暂别故乡，到省城上任。
覃祥官到省城报到的时候，据说还闹了一个笑话。当时，覃祥官婉言谢绝了省卫生厅派车来接他的好意，一人背着换洗的衣服，挤上了从长阳开往武汉的班车。经过上10个小时的颠簸，风尘仆仆的覃祥官几经周折，来到位于武昌紫阳路的省卫生厅传达室。
门卫见这位满身农民打扮的人竟点名要找厅长，不知他是何人，好说歹说就是不让进门。万般无奈之下，覃祥官只得掏出省委的“红头文件”。凭着这个“特殊通行证”，他才走进省卫生厅的大门。
覃祥官虽然进了省城，但他没有转户口，也没有带家属。就这样，他成为当时可能是湖北唯一拿工分吃口粮的副厅级领导干部。
上任之后，覃祥官除了开会就看文件，再就是坐着小车下去跑一跑，看一看。每到一个地方，总是鞍前马后，前呼后拥，弄得他招架不住。
醉让覃祥官难受的是，没有人找他治病，没有地方采药，也没有人与他拉拉家常话。住在高楼深院里，他听不到喜鹊的欢叫声，吃不上香喷喷的包谷饭，也闻不到山花的清香味。越是空闲，他心里越不安。时间越长，他渴望返回山里的愿望越强烈。一句话，他的根在深山，他的魂在深山，他的亲人在深山，他的快乐他的寄托他的期望他一切的一切都在深山。繁华的都市和令人羡慕的职位不属于他，他也不属于繁华的都市和令人羡慕的职位。
大约是3个月之后，北京一位领导私下向覃祥官透露，他有可能上调中央工作，前途辉煌。然而，他并未感到丝毫的惊喜。他始终认为，自己不是当官的料，只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。在省城呆的时间越长，心里越不安稳。此时，覃祥官对深山的思念更加强烈。于是，他下决心回到故乡，回到深山。
1977年春，覃祥官将宽敞明净的四室一厅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把它交给一个缺房的职工代管，自己以送药种和探亲为名回到乐园，竟一去不复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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